央视曝光后停产整顿 中石化广东三企业将复产

有学者通过梳理英国宪政史，揭示了英国议会至上范式的转变，并认为随着宪法性法律和最高法院角色的凸显，意味着英国从绝对议会至上迈向对话式宪政民主（a dialogic constitutional democracy）。

1953年，司徒节尼金（С.С.Студеники，执教于中国人民大学的苏联专家）在其翻译过来的教材《苏维埃行政法（总则）》中指出，不通知法院而由有全权的国家管理机关直接实行的强制，谓之行政强制。[35]这里却没有强调不作为或容忍义务问题。

在该书的下卷各论，尤其是内务行政中，也没有出现警察强制或警察上之即时强制的概念。这种分类仍不理想的地方在于，在一般性强制措施中包含了太多的子类型，既有独立的措施、也有辅助的措施，所以，类似于区分即时强制和强制调查的法律意义在一般性强制措施中就得不到明显体现。（二）行政强制措施的解释方案 对于行政强制措施，法律上的规定仍不够明确，理论上也存在种种解释的可能。钟赓言将警察强制按照施行程序的不同分为警察上之强制执行与警察上之即时强制。[42]但此外的差异并未有论述。

[9]田中二郎『行政法総論』（有斐閣，1957年）397頁以下参照。其对基础行为与执行行为分合说的疑惑和批评，主要是因为他没有注意到基础行为其实是狭义的行政行为。…… [28]参见高秦伟：《私人主体与食品安全标准制定——基于合作规制的法理》，载《中外法学》2012年第4期。

[20]民间机构应当具备相应的标准制定能力，应当具备保证标准质量的措施，应当符合正当程序的要求。规范要让相关人员能够预测自身行为的法律后果，就需要具体化。我国《国家标准化发展纲要》也提出建立健全政府颁布标准采信市场自主制定标准的机制。但是，民间技术标准并非当然地可以得到采用，应当在利用之前加强对民间技术标准的制定过程审查和内容技术评价，确保技术标准的应有品质。

性能规定是在技术标准领域实现放管结合、公私协力合作治理的一种重要方式。但团体标准终究还不是官方技术标准，而只是民间技术标准的一种。

[9]橘川武郎、武田春人『原子力安全·保安院政策史』（独立行政法人経済産業研究所、2016年）86頁。质疑企业标准存在必要性的观点认为，只有国家标准才是强制性标准，也是判断食品安全的唯一标准，企业标准并无意义。如此，方能在一定程度上遏制标准落后的现象。这就表明了国家对团体标准的支持立场，同时也明确了团体标准的任意性效力。

而企业标准作为另一种民间标准，在法律上只是说企业可以根据需要自行制定（第19条），其技术要求不得低于强制性国家标准的相关技术要求（第21条），此外在制定标准上就没有实际的规范要求。但由于技术标准存在公共性，得到采用的民间技术标准应当在制定时遵守正当程序要求，确保多元利害关系得到合理调整。企业置身于市场之中，了解产品的技术问题和市场需求，最有可能、也最有动力去设定技术标准。国家可以将技术标准规定为性能标准，确立规制的目标、功能要求、性能要求，而将具体的标准、规格、方法等交由民间技术标准来完成。

民间技术标准与官方技术标准大致存在以下三种关系：第一是转化关系。民间技术标准在官方技术标准颁布实施之后即行失效。

在利用民间技术标准时，行政机关不能无批判地盲目信赖民间机构具有专门性及利益调整能力，而有必要从确保公正性、科学的客观中立性、透明性及利害多元性的角度对标准制定过程进行控制，同时严格对所制定的民间标准的可接受性进行评价。[23]通过实施行政程序法上的意见公募程序，来确保实现学会协会规格背书中的透明性。

首先是技术标准的制定主体要求。行政在利用民间技术标准时，始终要注意把握性能标准的一定性与样式标准的多样性之间的关系。规制要有对违反行为的一定监视、确保实效性的措施等，这给规制当局带来一定的负担和费用。但是，《食品安全法》等相关规定仍然存在。第四，将民间技术标准的内容反映在规定行政技术标准的告示等中，这种方式可以形象地称之为翻译。[19]参见王贵松：《作为风险行政审查基准的技术标准》，载《当代法学》2022年第1期。

只要民间机构能根据科技的发展及时灵活地更新样式规格，样式规格的持续改善就成为可能。[22]例如，在日本，核能规制委员会对民间规格的技术评价过程是，由核能规制委员会委员、核能规制厅职员、技术支援机构职员组成讨论组，必要时可有未参与协会规格制定的专家参与。

这种做法实现了官方性能标准与民间样式标准的差异化组合，既可以发挥官方标准的公定性和安定性作用，也可以发挥民间机构的技术能力优势，为及时更新标准提供可能性。其二是团体标准发布机构可以申请转化为官方标准（第28条）。

该规定明确了企业标准的两种情形：其一是横生型标准，即在官方技术标准体系树上横生出来的标准，在国家和地方都没有就特定事项制定标准的情况下，企业可自主制定标准，规范自身的生产经营行为。通常先是企业根据自己的生产经营经验确立一定的标准，并逐步以某种方式获得行业内部的认可，之后再转换为官方技术标准。

[6]「規制緩和推進3か年計画」1998年３月31日閣議決定为此，《标准化法》第18条以三款的形式作出了专门规定。在自由主义经济理念复兴之后，放松规制（deregulation，或规制缓和，又被称作不规制运动）成为新的需要，它是指政府放松对市场的干预，缩小政府的规制，恢复市场的自由。性能标准直接反映着规制的目标，相对于产品而言则是间接的规制，因为符合性能标准的样式标准可能是多种多样的，一个性能标准可以通过多种样式标准去实现。

这表明，这里需要一种采信机制。行政应促进技术标准各个判断的可视化、透明化。

在团体标准上，因其也具有一定的公共性，国家在支持社会团体制定团体标准增加标准供给的同时，也要对制定团体标准予以必要规范[25]。由民间机构制定的技术标准可称作民间技术标准，包括团体标准（协会标准、学会标准）、企业标准等。

另外，为了满足技术基准，也能有其他的具体对策，不能因为是在认定特定的样式，就排除其他对策。一方面，行政机关将民间技术标准利用于自己的风险行政规制中，这是行政机关履行法定职责的一种方式，行政机关应当对是否采用民间技术标准保有判断权限和最终责任。

但是，民间技术标准并非当然地可以得到采用，应当在利用之前加强对民间技术标准的制定过程审查和内容技术评价，确保技术标准的应有品质。[18] 从内容上看，技术标准并非仅为依托于专家理性的专业性体现，也带有基于价值判断的行政性属性。因而，在规制成本等太高，而且内容没有多大偏差时，使用样式规定可能更为方便。其二是上浮型标准，即比国家标准、地方标准更严格的标准。

[12]下山憲治「原子力規制の変革と課題」環境法研究5号（2016年）16頁。规制要有对违反行为的一定监视、确保实效性的措施等，这给规制当局带来一定的负担和费用。

在制定团体标准上，该规定第9条重申了《标准化法》的开放、透明、公平的原则要求，并要求吸纳生产者、经营者、使用者、消费者、教育科研机构、检测及认证机构、政府部门等相关方代表参与，充分反映各方的共同需求，支持消费者和中小企业代表参与团体标准制定。相对而言，样式规定是手段性要求、具体要求，而性能规定是目的性要求、抽象要求。

[10]应当说，两种标准各有优劣之处，如果能合理组合，由官方的性能标准维持灵活性功能，向民间开放，由民间的样式标准维持明确性功能，向官方靠拢，将实现多重价值的共赢。如此，方能在一定程度上遏制标准落后的现象。